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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三十二章 暗杀威慑,立宪嘴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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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刺杀是小道,虽然不是革命成功的手段,但却不失为一个辅助措施。

    接连两任广州将军被刺杀,复兴会宣布对此负责,并声称会中第一高手陈胜率杀手队已经开始新一轮的惩奸除恶行动,胆敢阻挠复兴会革命大计的清廷官员将是以后重点打击的对象。

    言出必行,向来是复兴会的特点。就在景澧被刺的当天,广州很多衙门都收到了包装精美的礼盒,上面写着“某某拜上,某某拜上”,谁又会想到这是一颗颗要人性命的炸弹呢?

    水师行台被炸,总督衙门被炸,巡警教练所被炸,警察署被炸……这一轮炸弹袭击的方式因为是首次使用,官府衙门中人全无防备,成功率奇高。打开包装、掀盖、冒烟、爆炸,就是这么简单,就是这么出人意料。

    总督衙门被炸、卫兵管带金振邦被炸死;警察署被炸、署长被炸死;巡警教练所被炸、数名官员非死即伤;水师行台门房被炸塌、卫兵死伤多名……

    而就在广州官府陷入恐慌,大小官员惊惶失措,全城风声鹤唳的时候,杀手队已经撤到香港,一半人员前往南洋,随行保护大革命家宋复华的安全;一半人员静观其变,等待命令。

    巧妙的袭击,威力巨大的炸弹,惊人的成功率,以及复兴会杀气腾腾的宣告,立时打乱了广东官府正在筹划准备的剿杀琼州“贼匪”的计划。原定向琼州调动的中路所五个巡防营有三个调至广州城内外,加强警备,保护城内各位官员的安全。

    而李准的四面合击计划也出师不利,西路据点感恩县被革命军袭取,三个巡防营被击败溃散,大批物资为革命军所缴获,网未织成,已经破了洞,鱼却气势更盛。

    再者,复兴会的这波刺杀浪潮。也让李准犯起了嘀咕。炸弹加冷枪,策划周密,行动专业,防不胜防啊!况且。如果真与复兴会结上怨仇,接连不断的刺杀谁吃得消,搞不好就会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。

    李准心中害怕,便开始注意有关复兴会的消息,研究复兴会的情况。

    “自是而后。我辈将无安枕日矣。”李准只是得出自己的笼统判断,却一语道出了在暗杀这种恐怖行为对满清高官所造成的普遍心态。

    这并不是李准在盲目恐惧,而是他在分析了最近几年刺杀事件后得出的结论。吴樾刺杀出洋考察五大臣,王汉刺杀铁良,史坚如谋刺广东巡抚德寿,这固然是比较轰动的事件,但结果却显然不如计划那样成功。勇气可嘉而技艺不熟,鲁莽坏事或临阵失惊,这是李准的结论。

    反观复兴会的几次刺杀,从铁良开始。诚勋、景澧两位广州将军,再加上名声不太大、官位不太高的几个牺牲品,不仅成功率极高,而且是全身而退。从策划到实施,从炸弹到狙击,都显示出了极强的专业素质和狠辣风格。如果再加上革命党人在刺杀中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、杀身成仁的精神意志,在李准眼中那就简直太可怕了。

    怎么办呢?李准不想成为复兴会必欲除之的目标,前仆后继的刺杀令人胆寒,谁也没有千日防贼的心理承受力。可琼州现属广东,镇压起义是他份内之事。虽然因为要加强广州治安、保护众多官员而使三个巡防营暂时无法增兵琼州。但总得使琼州形势不能再进一步恶化,也总有他出兵作战,结怨复兴会的那一天吧?

    “大人——”卫队长敲门而入,打断了李准在室内徘徊的脚步。卫队长的神态有些犹豫,手中拿着一封信,象是要递给李准,又迟疑不决。

    “什么事?”李准皱起了眉头,将目光移到卫队长手上。

    “门房收到给大人的一封信——”卫队长停顿了一下,嗫嚅着说道:“这信卑职不敢擅阅。但信封里面另有异物……”

    “异物?”李准眉头皱得更紧,疑惑地说道:“信封这么小,若说是炸弹,本官是无论如何也不信的。”

    “不是炸弹。”卫队长苦笑了一下,用手捏了捏信中的异物,说道:“卑职觉得应该是一枚子弹。”

    李准悚然动容,复兴会要对自己下手了?等等,这似乎还留有余地,警告、恐吓?如果真是复兴会的投书,且先看过,看复兴会将要如何,再做打算吧!

    思虑已定,李准让卫队长打开信封,果然倒出了一颗子弹。李准轻轻摇了摇头,伸手接过信柬,展开阅读。

    果然是复兴会送来的恐吓信,警告李准不要替满清这个腐败到极点的政权卖命,继续镇压琼州革命军,做遗臭万年的好奴才。否则,复兴会将以炸弹、子弹奉上,绝不留情,不死不休。

    李准脸色变幻,忽惊忽怒。信中不仅措辞严厉,更在后面附有其家眷的详细资料,连他送到美国留学的儿子李国庆也在其列,并且用红线标注醒目。

    底线和原则,这是陈文强一直坚持的信条。始作俑者,其无后乎?如果你不择手段,那敌人对付你也会无所不用其极。谁没有家人,谁没有亲戚朋友,为了不牵连他们,陈文强定下的底线便是不株连,不对其家人下手。

    刺杀虽然是一种非常态的革命方式,是一种恐怖主义,但其行动的目的不在于造成直接受害者,而在于对更多的人施加影响。或是振奋民心,予人一种“一个阶层反对一个阶层”或“一切人反对一切人”的印象,即转化成为民众反对满清统治者的战争;或是通过舆论宣传,使暗杀成为“心理影响的工具”。

    李准当然不知道复兴会刺杀的底线和原则,警告信中没加阐述,也没有说明要对其家人下手。但附着的名单和资料,却给他一种这样的感觉,那就是复兴会已经将他和家人都列为了暗杀的目标,毫无顾忌,狠辣无情。

    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,株连还是很平常的事情,李准对此不表怀疑,也根本不敢寄希望于革命党在仇恨之下会对他的家人网开一面。所以。本着自己的思维和判断,这封警告信可以说是给了他沉重的一击。

    如果说他对自己的安危还能暂时不予考虑的话,那对他家人的切实威胁,就是他所不能忽视。且必须正视的严重问题。

    “大人——”卫队长见李准脸色变幻,久久不语,不由得开口唤了一声,等李准抬头看他,便试探着说道:“乱党躬行荆聂之事。且悍不畏死,大人不可不虑。”

    李准叹了口气,缓缓说道:“可虑归可虑,然吾等为朝廷命官,剿匪平乱乃份内之事,又如何不与乱党结怨?倘纵容姑息,朝廷亦要降罪。这左右为难,如之奈何?”

    卫队长想了想,委婉地建议道:“大人可还记得崖州之行,那陈大人既能花钱买平安。保住产业不受损失,您是否也——”

    李准陷入了沉思,半晌无力地摆了摆手,说道:“此事万不可行,陈大人亦官亦商,商人倒是占了多半;本官却是责任所在,与乱党岂能勾连?嗯,你且退下,容本官细思,细思。”

    其实。不是李准没这个想法,而是他还不想轻率地在卫队长面前承认。毕竟人心隔肚皮,这通匪的罪名非同小可,他要慎重。要想出一个既稳妥又保密的办法。

    ……………

    同样是刺杀,却又有不同之处。

    复兴会的行动有其深意,恐吓广东官员,打乱其剿乱计划,从侧面支援琼州革命军。同时,也在官员中造成心理阴影。为以后的工作提供方便条件。

    而吴樾之谋刺出洋五大臣,虽然轰动,虽然勇烈,但当时的主流报刊舆对这次暗杀事件的评价却不高。相反,他们大都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预备,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,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以祝其行,因而对吴樾的暗杀恐怖活动一般都持谴责态度。

    不仅如此,舆论还深恐这次炸弹事件会影响到大臣出洋考察,进而影响到宪政的实施。于是,他们纷纷在报纸上撰文敦促清廷要不畏艰难,奋勇前行。民间对于出洋考察大臣挨炸一事也大都表示同情,他们纷纷发来慰问电,如上海复旦、南洋等三十二所学校就联合发了慰问电。

    这就是体制内外的差别,看问题的角度不同,得出的结论也自然不同。在当时那个大转型的时代,自然也事属平常。

    朝廷希望维持君权至上之现状;民意(准确而言,是士意)大多数则已倾向于立宪,要求限制君权,造就责任政府;而迫使朝廷接受民意的“砍价”手段,则是革命与暗杀——古语所说“矫枉必须过正”,今人所谓“改革是倒逼出来的”,正是这个意思。

    而革命党人热衷于刺杀体制内改革派官吏,其目的,正在于要摧毁一切有可能延长满清统治的补救措施;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,让革命早日到来,让革命“早产”。说白了,他们认为不管清廷推出的新政是好是坏,不管清廷的改良是否有益于民、有益于国,甚至越好的政策就越要加以阻挠,加以反对,以免清廷争得人心,使革命更加艰难。

    章太炎曾激烈地说过:“但愿满人多桀纣,不愿见尧舜。满洲果有圣人,革命难矣。”可谓是一语道破了当时革命者的心态。于是,越是提倡新政、改良的清廷官吏,就越会成为他们暗杀的目标。

    显然,如果从后世的思维来看,这些革命党人把革命定义得过于狭隘了,还停留在排满杀满的阶段。如果从长远看,清廷的改革派官吏所做的种种改革(兴学、练兵、巡警、实业),对国家、民族是有益的。

    甚至于,象选派大批学生出洋留学,放宽言论拑制,成立各省咨议局,各省编练新军,都是在培养腐朽体制的推翻者、反对者,而清廷并不自知,那些革命党也没有意识到。

    这就是大多革命党人的认识误区:革命盛,则改良衰,反之亦然;但实情是:革命每高涨一次,则改良亦高涨一次,反之亦然。因为革命党的每一次举事,都是体制内改革派推进改革的动力,是立宪派声势高涨的根据。

    而复兴会的暗杀行动是由陈文强一手操控的,也就相对冷静、理智,目标指向也多是顽固、腐败、凶恶的满酋恶吏,以及对复兴会的行动有阻碍的家伙。其实,这对陈文强来说,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,只要知道满清必亡,也就足够了。

    因为,在改良、新政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必然有着新思想,在陈旧体制下必然会不适应,也就会心生不满,成为潜在的破坏者。一旦时机到来,他们倒向革命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。

    同时,陈文强早已经意识到潜伏在体制内搞革命是多么得心应手,多么方便自如。有宽松的话语权,这是朝廷给立宪派人士的,目的是为了从道义上否定革命党;优礼相待立宪派,也就是体制内的改革派,也是朝廷的一贯方针,从经济、政治,再到军事(商团、民团),立宪派正在合法地壮大势力。

    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,从立宪派的政治主张来看,与革命党的差不了多少,都是要求爱新觉罗皇氏无条件出让股权,强大国家。但立宪派人士是体制内的,革命党人是体制外的,虽然大家的政治主张没什么本质的区别,可立宪派人士干了革命党人的活儿,属于国家立宪范畴,是朝廷允许的;而革命党人干了立宪派人士的活儿,却属于乱党,是要杀头的。

    两相比较之下,陈文强自然愿意以立宪派的身份去干革命的工作,干得光明正大,干得没有阻碍,干得风生水起。

    “只须速行立宪,风潮自然平息。出洋学生其中多可用之材,总宜破格录用。至于孙文在海外,并无魄力,平日虚张声势,全是臣工自相惊扰,务请明降恩旨,大赦党人,不准任意株连。以后地方闹事,须认明民变与匪乱,不得概以革命党奏报。”

    “派五大臣出洋,不知考察何事,试问言语不通,匆匆一过,能考察何内容?不过将来抄许多宪法书回来塞责,徒靡多金,有何用处?现在日日言立宪,然遥遥无期,恐革命党为患更烈。现在日法协约,日俄协约,大局甚是可危。各国均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宪,以定政策。愚以为,万万不能不速立宪者此也。”

    身为立宪派新秀的陈文强开始在报纸上大鸣大放,把君宪“嘴脸”暴露无遗,接下来又有江苏省立宪派头子张謇、湖北省立宪派头子汤化龙、湖南的立宪派头子谭延闿等摇旗呼应,呐喊助威,由此逐渐形成了第一次立宪请愿运动。

    ……………(未完待续。)